《前线生存战略：纪录片创作人的求生指南》CCDF-16 讲座摘要
本场座谈由导演江松长主持，邀请四位具备深厚国际经验的纪录片导演与製片人— 冯都、Gary Kam、黄惠侦、Laura Nix —从美国、亚洲与臺湾的多重视角，共同解析当前全球纪录片产业剧烈变动的现况。近十年来，公共资金萎缩、串流平台策略调整、政治敏感性升高、观众观影习惯碎片化等因素，使纪录片的创作、资金、发行与生存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四位讲者分享自身面对危机的调整、失败与突破，也讨论下一阶段纪录片可能的方向与策略。
美国观点：纪录片生态的结构性转变
本场讲座由导演 Laura Nix 从美国的角度开场。拥有超过三十年创作经验的她，回顾了美国纪录片生态在近年所经历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并指出这些变化已深刻影响创作者能否持续拍摄具公共性与批判性的作品：
- 公共资金与公共媒体的崩解
Laura Nix 指出，美国过去曾拥有相对健全的公共资金与公共媒体体系，例如国家人文基金会（NEH）与公共电视系统（PBS），长期支持具有公共价值、政治敏感性或社会批判性的纪录片。
然而近年随着政治环境转向，政府大幅削减公共电视预算与艺术补助，甚至出现已通过的补助案遭到撤销的情况。这使得许多创作者多年累积的製作投入，在短时间内化为乌有。
她强调，这不只是经费问题，而是代表美国长期以来承载「政治议题」、「社会正义」与公共讨论的制度性平台，正在快速瓦解。对许多创作者而言，如今在美国几乎已难以找到能公开放映政治内容纪录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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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流平台的商业化与企业级审查
谈及当前主流发行管道，Laura Nix 将焦点放在大型串流平台，如 Netflix、Hulu、Disney 与 National Geographic。她指出，这些平台虽然成为当代纪录片最重要的资金与发行来源，但其内容策略高度商业导向。
平台偏好风险较低、回报明确的题材，例如：
- 真实犯罪类型
- 名人相关故事
- 运动题材
- 饮食与生活风格内容（往往需搭配知名人物）
相对之下，涉及政治或社会议题的纪录片，则常被视为「高风险内容」。平台为避免引发政府反弹、影响企业利益，往往选择主动避开这类作品，导致企业层级的自我审查日益严重。
Laura 指出，这样的结构性转变，使得即便纪录片整体产量持续增加，真正具批判性与公共讨论价值的作品，反而愈来愈难以进入主流视野。在 Laura Nix 看来，美国纪录片当前面临的危机，并非单一产业低潮，而是来自公共制度、媒体结构与企业逻辑的全面转变。这些转变不仅重塑了资金与发行模式，也重新界定了「什麽样的纪录片能被製作与被看见」。
韩国与亚洲纪录片的现实处境
来自韩国的製作人 Gary Kam 从韩国及亚洲整体现况切入，指出当前亚洲纪录片创作者正面临普遍而结构性的困境，但各国的挑战样貌仍存在差异。
- 补助削减后的艰难过渡期
Gary 形容当前局势「in one word, a difficult situation」。他指出，前任韩国政府大幅削减纪录片补助，几乎砍掉多数公共资金来源。虽然新政府已承诺将于明年恢復部分资金，但在实际层面上，整体製作环境仍然十分严峻。
虽然韩国娱乐（K-pop、剧集）在国际上亮眼，但他特别指出：「不要误会，独立纪录片在韩国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他直言，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仍必须不断寻找零散的小额资金，才能让製作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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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创作者的错误的安全感
Gary 进一步指出，相较于部分亚洲国家，韩国确实仍保有相对稳定的政府补助制度，但这样的相对优势，反而可能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他观察到，一些创作者因制度相对稳定，而逐渐降低对作品在批判性与创造性上的自我要求，忽略纪录片本应持续回应社会现实的责任。
他将这种现象视为一种正在流失的创作吸引力（attraction），即使在整体文化输出成功的背景下，纪录片的内在活力却可能被削弱。
3. 多元募资与生存策略
在资源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Gary 分享了几种他与团队实际採取的替代策略，强调创作者不应只依赖单一、传统的製作模式，而应根据不同作品属性，灵活调整资金与发行路径。
他举例说明：
- 群众募资：在一个政治敏感、无法取得任何补助的专案中，团队透过群众募资，在 两週内募集约 260 万（2.6 million）资金，得以完成製作。
- 短片版本策略：在长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先与《The Guardian》合作，製作约 25 分钟的短片版本，藉此维持製作节奏与资金流动。
- 跨界合作：与大学、美术馆及学术机构合作，製作可于校园或文化场域流通的版本，同时保留素材所有权，为未来长片发展保留空间。
他强调，面对结构性资源缩减，製作人往往需要同时推进多个专案、採取不同路径，才能确保至少「完成一部作品」。
Gary Kam 的分享并非提供单一解方，而是指出一个残酷却现实的事实：在当前亚洲与全球纪录片生态中，「生存」本身已成为创作的一部分。正如他所说，创作者未必能掌控产业结构，但仍可以在有限空间中，持续行走、持续创作，为作品争取被完成、被看见的可能。
台湾观点：制度优势下的结构性问题
身兼导演及製作人的黄惠侦从台湾的角度切入指出，相较于亚洲多数国家，台湾确实拥有相对稳定且制度化的政府补助环境。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资源」，而在于资源如何被分配、以及是否被有效使用。
- 资源分配，补助是否给到对的对象
黄惠侦指出，文化部每年持续投入相当预算于纪录片製作补助，理论上应能支持多元且具创造力的作品发展。但在实务上，她观察到，部分补助资源长期由特定传播公司或製作单位取得。
她特别提到，有些作品在完成并完成核销流程后，并未获得妥善的发行与后续推广，使得公共资源的效益无法真正扩散至观众端。她期待，这些补助能更有效地支持创新、高品质、具创造力的纪录片，而不只是完成行政程序。
2. 地缘政治带来的可见度，仍需主动承接
谈及国际层面，黄惠侦指出，近两年因地缘政治因素，欧洲与多个国际影展开始更关注台湾，为台湾纪录片带来前所未有的能见度与曝光机会。
然而，她也提醒，这样的关注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长期成果。台湾创作者仍需要主动跨出国际，建立持续的交流与合作关係，才能真正将短期的地缘政治关注，转化为长期的产业位置。
3. 产业分工缺乏，製片人才的结构性缺口
在产业结构层面，黄惠侦指出台湾纪录片领域长期存在製片人稀少的问题。多数创作者倾向成为导演，而较少人愿意投入製片工作，导致产业中缺乏稳定、专业的製片角色。
她分享，正因为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製片人，她才开始亲自承担製片的工作。这并非理想状态，而是一种因应结构性缺口的现实选择，也反映出台湾纪录片产业在分工与专业化上仍有待补强。
在黄惠侦看来，台湾纪录片产业的关键挑战，并非资源匮乏，而是制度如何被使用、以及人才结构是否健全。她的观察指出，唯有让资源真正支持创新、让产业分工更为成熟，台湾纪录片才能在当前国际关注的窗口期中，建立长期且稳固的位置。
市场转变下的导演重新定位
近年持续活跃于国际影展的导演冯都，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分享她如何在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中，重新调整导演的角色与工作方式。
- 独立纪录片模式的转变
冯都指出，独立纪录片的产业模式正经历明显转变。
过去的路径相对清晰：
完成影片 → 于重要影展首映 → 巡迴各大影展 → 由发行商购入版权并进行发行。
但在当前环境中，即使作品入选大型影展，也不再保证能顺利售出。她举例说明，过往只要入选日舞影展，便有机会被 Netflix 等平台购入；然而在今年的 日舞影展后，几乎没有作品成功售出版权。
她进一步指出，产业现实正在将更多行销与发行责任转嫁给导演本人。即便拍片本身已高度消耗心力，仍有发行公司期待导演投入大量时间与资源自行推动行销，甚至要求导演将约一半的时间与预算用于宣传与发行。她认为这并非理想的创作状态，但已成为当前无法忽视的现实。
2. 导演必须建立个人支持者网络
面对不稳定的市场条件，冯都开始尝试改变资金结构的思维。她不再期待每一部作品都重新寻找资金，而是希望透过每一个作品，逐步累积愿意长期支持她创作的私人资助者。
在她看来，这种以创作者为核心、而非以单一专案为单位的支持关係，能在不确定的产业环境中，提供更持续的创作空间。
3. 拒绝盲目追逐市场，回到创作初心
谈及市场取向，冯都也呼应前述讲者的观察指出，当前美国平台不仅对政治题材纪录片态度保留，对于以中国为主题的纪录片亦显示出明显的冷淡。
在此背景下，她选择不再盲目追逐市场趋势，而是重新回到创作的初衷。她坦言，世界变化过于快速，创作者不可能永远追赶市场的脚步。对她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当下说出自己认为必须被说出的话。
她如此描述自己的选择：
「世界变太快，我不可能永远追着市场跑。我的下一部片可能是我做过最政治性的作品。我要在这个时刻把我觉得必须说的话说出来，因为那才是真正忠于我自己的做法。我当然希望资金会跟着来，但就算没有，我还是会继续做。」
在冯都的分享中，导演不再只是创作的执行者，而必须在市场变动中不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她的选择并非提供一条保证成功的路径，而是一种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仍试图维持创作诚实与长期关係的实务回应。
纪录片发行的危机
发行断裂下的新现实：从「拍完」到「被看见」
Laura Nix 指出，当前纪录片创作所面临的关键困境，已不再只是「能不能把片子拍出来」，而是影片完成之后，是否还有任何有效的去向。随着传统发行管道与公共平台的萎缩，许多作品在完成后，既没有买家，也缺乏回收与流通的可能。
这样的现实，直接冲击了原本支撑独立纪录片的重要资金来源。大量仰赖私人捐款或投资人资金製作的作品，在无法回收的情况下，使独立基金与私人投资人全面缩手，进一步压缩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自我发行的真相：不是上架，而是行销与观众经营
她也提到，近年确实出现一些新兴的独立纪录片平台，例如 Jolt 或 Kinema。创作者可以将作品放上平台，但平台本身并不负责「让观众找到影片」。
因此，当产业开始谈论「自我发行」时，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
创作者是否有能力为自己的影片行销、是否知道如何找到并累积属于自己的观众，以及如何在影片完成时，把消息有效地传递给那群人。
Laura 指出，这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纪录片製作的思考方式，也是多数纪录片工作者并不熟悉的领域。这种模式相对更适合具有社会倡议属性的作品——它们本身具有清楚的议题、影响力推广与行动呼吁；但对于较偏电影语言、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而言，实际成效往往有限。
她进一步指出，目前多数补助与资助机构，仍只愿意支持「到影片交付为止」的製作阶段，并不允许将行销与发行列入预算，甚至连参与影展的旅费都不被接受。然而，真正的「第二阶段工作」——也就是影片完成后所有让作品被看见的推广行动——却正是创作者最需要资源的时刻。她认为，这显示出资助端的思维仍停留在过去，而现实早已改变。
在这样的环境下，Laura 提到，近年开始有人聘请 PMD（Producer of Marketing & Distribution，行销与发行製片）这样的角色。这类专业不一定熟悉影片製作本身，但清楚如何规划推广策略、发想不同路径，将作品送到观众面前。
她也指出，这个角色正逐渐被讨论为一个应该独立存在的专业职位。若能找到真正理解发行与观众经营的人，对作品而言极具价值；但若无法负担，这些责任最终仍会回到独立创作者自己身上。
问题已不只是资金，而是结构与思维
Laura Nix 认为，若不正视发行结构、观众经营与制度设计的转变，当前产业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已不再只是「钱从哪里来」，而是整个生态是否已准备好面对「拍完之后」的现实。
这些问题，正是她与许多创作者持续讨论、试图釐清的核心所在。
新工具的现实：AI、短影音与创作伦理
在谈及 AI、短影音平台与新工具时，讲者们并未将其视为单一解方，而是从实务与伦理层面提出不同提醒。
Laura Nix 指出，AI 已经成为创作现实的一部分，无法被忽视。在她近期的作品中，曾使用 AI 进行变声处理，以保护受访者的身分安全，同时也透过生成影像辅助叙事。然而她强调，正因为技术发展速度极快，创作者更应该比市场更早思考伦理问题，而非事后补救。
她也分享了自己在发行策略上的新尝试：首次将长片中的访谈内容拆分为多段短影片，并上传至 YouTube 平台，藉此让更多观众在不同入口接触到作品内容。
Gary Kam 则提醒，对 AI 的使用不能只看到效率与便利，而忽略其背后的真实成本。他指出，AI 技术的运作消耗大量能源与水资源，创作者在选择使用时，仍需保持批判与自觉，而非盲目追逐技术趋势。
对此，江松长补充指出，媒介本身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创作者可以持续热爱并坚持长片形式，但同时也不必封闭自己，拒绝理解与尝试新的表现方式。
什麽是成功？
在讲座尾声，主持人抛出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什麽叫成功？」四位讲者从各自的位置，给出了不同层次的回应。
Gary Kam：在不确定中持续前行
Gary Kam 回顾自身经验指出，即便曾与优秀导演合作、获得国际肯定，这些成就都无法成为未来的保证，因此必须学会放下过往的成功框架。他形容当前的创作处境艰难而混浊，创作者往往需要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摸索前进。
对他而言，关键并非找到一条「正确的路」，而是不要停下来。创作者必须同时寻找小额资金、扩展人际网络，并让作品跨足艺术、新闻、教育等不同形式，在传统市场之外寻找生存空间。他也指出，全球每年完成的纪录片数量极为庞大，能被影展选中的作品仅是极少数，因此不存在单一可複製的成功路径。
黄惠侦：成功也包括改变制度
黄惠侦则从产业层面回应这个问题。她认为，成功不仅是完成作品本身，也包括为创作者改善制度与环境。她分享，多年来持续与文化部沟通、游说后，今年开始新增纪录片开发补助，正是一个制度逐步松动的例子。
她也期待，未来补助的核销与行政流程能持续调整，朝向对创作者更友善的方向发展。对她而言，制度的改变本身，就是一种长期而必要的成功。
Laura Nix：创作自由与彼此支持
Laura Nix 的回答聚焦于创作本身的基本条件。她认为，成功意味着能够自由地谈论真正关心的议题，而不必担心被审查或遭受报復。同时，她也强调建立健康的产业环境与创作者之间的互相支持，对于长期创作而言至关重要。
在她看来，成功不是孤立的个人成就，而是能否在一个彼此支撑的生态中持续工作。
冯都：为后来的人铺路
最后，冯都分享了一个来自自身经验的观点。她转述 Gary 曾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作为对「成功」的另一种理解：即使无法以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来衡量，只要能为后来的创作者铺路，让环境变得稍微容易一些，那本身也是一种成功。
结语
本场讲座呈现了全球纪录片产业正处于高度动盪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刻。从公共资金与公共媒体体系的崩解、商业平台的集中化与风险规避，到传统发行管道的断裂与行销责任逐渐回到创作者自身，整个产业的运作逻辑正被重新定义。
同时，国际政治与地缘情势正深刻影响题材的可见度与市场走向，而新媒体形式与 AI 技术的出现，也正在改变观众如何接触与理解纪录片作品。
然而，在这样的结构性危机之中，四位讲者所展现的并非悲观，而是一种持续调整、彼此支援的实务态度。他们分享的不是单一解方，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如何保持弹性、持续创作、并为下一代创作者拓展可能性的经验。
这场讲座最终指向的，并非对「成功模式」的确认，而是对未来如何共同前行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