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屆 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圓滿落幕，臺灣提案表現亮眼

在今年的 CCDF 國際紀錄片論壇中，曾任BBC Storyville委製編審、現為國際紀錄片監製 Mandy Chang 透過預錄影片，向來自亞洲各地的創作者分享她對產業現況的觀察、挑戰與可能性。Mandy 表示，自己在紀錄片行業中橫跨了委製與創作雙邊，因此對市場脈動有相當直接的理解。她以冷靜而清楚的語氣指出，全球紀錄片市場正處於明顯的收縮期，而收縮意味著多樣性的消失。主流平台的題材集中在她稱為「三個 C」的範圍——犯罪（Crime）、名人（Celebrity）與邪教（Cults），這使得獨立創作者在非主流題材中越來越難突圍。同時，平台在政治敏感或非英語語境的內容上愈發保守，這對亞洲創作者的挑戰尤為明顯。她也提到過去幾年間，由於投資者湧入造成的短暫泡沫如今已破裂，資金快速撤出，但創作者的數量卻持續上升，形成更加擁擠的市場環境。 Mandy 回顧近年的觀察，認為串流平台曾帶來的短暫繁榮如今已顯露其侷限。「老實說，我不認為串流會回到多元紀錄片敘事的時代— 如果那個『時代』真的存在過，那也只是幻覺。」她坦言，平台偶爾會買下紀錄片，多半是為衝擊獎季，真正主動委製獨立紀錄片的比例仍然極低。因此，創作者不能將希望全數寄託在平台身上，而應該理解自己的作品屬性，尋找真正合適的歸宿與觀眾。 儘管市場嚴峻，她依然強調全球還有許多積極支持紀錄片的空間。以 CPH:DOX（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為例，影展每年放映超過 250 部作品，但能真正獲得市場進入點的比例相當有限，顯示產能遠超過渠道容量。至於院線發行，她語氣直白：「非常稀少，能做到的人不多，那代表你有真正獨特的作品。」 談及突破趨勢的案例時，Mandy 分享了幾部她認為尤其值得關注的作品。羅寶 Elizabeth Lo導演作品《以愛之名 Mistress Dispeller》以觀察式敘事深入中國「小三勸退師」的世界，特別罕見之處在於取得現場拍攝的許可，也因此獲得 Anonymous Content 與 Impact Partners 的資助，之後由 Oscilloscope 收購北美版權。《約會遊戲 The Dating Game》則融合個人視角與普世性議題，再次證明「愛與關係」是跨文化的語言，這也是全球觀眾與亞洲故事之間最自然的橋樑。以《約會遊戲The Dating Game》為例，，這部片以個人視角串連更宏觀的社會議題，Mandy鼓勵亞洲創作者多與在歐、美工作的亞裔導演、剪接師、製片人及攝影師建立連結—這些人對全球市場有深厚的理解。她說：「如果你能讓他們相信你的作品值得投入，他們能教你的，遠比你所想的還要多。」 她也提到來自歐洲的《Mr. Nobody against Putin》，以幽默和強烈人物魅力處理政治題材，從早期開發就得到公共電視台支持，目前正在角逐奧斯卡提名資格；導演原本並未拍過長片，顯示好作品仍然能夠突破限制。《The Stringer》揭開一張著名戰爭照片的真正作者是越南助理攝影者，也在國際之間獲得高度注意，並由 Netflix 收購。「世界仍然渴望亞洲故事，只要你拍得好。」她說。 即便產業轉型帶來不確定性，Mandy 認為新的路徑正在形成。例如《戰場日記 20 Days in Mariupol》擁有極高評價，卻沒有主流發行商接手，導演選擇自行巡演，反而贏得更廣泛的國際關注；這證明掌握自身發行權有時反而更有效。她也提到新興平台與替代型發行方式正逐漸浮現，雖然仍在初期，卻值得創作者多加留意。她提醒導演們：「說故事的渴望不會消失，只要故事深刻、誠實，它一定會找到觀眾。」 她鼓勵創作者積極申請各大實驗室與基金，包括 IDFA 的Bertha Fund、日舞影展的各項獎金，以及 Chicken & Egg、Catalyst、福特基金會、ARTE […]

以短片《Instruments of a Beating Heart》獲奧斯卡提名的日本紀錄片導演暨剪輯師 Ema Yamazaki，於 CCDF 大師講堂中分享其創作歷程，深入探討紀錄片如何作為一種「文化翻譯」的媒介。她以自己的紀錄長片《The Making of a Japanese》為核心案例，說明長期觀察式拍攝如何揭示深植於日常制度中的社會價值，特別是教育體系。 Ema Yamazaki 成長於大阪，父親為英國人，自幼在日本與西方文化之間生活。她形容自己「一生都在轉譯文化」，而這樣的生命經驗，最終成為她紀錄片創作的核心視角。19 歲赴紐約就讀 NYU 電影學院後，她並未一開始就立志拍攝紀錄片。然而很快地，她發現自己對於「真實世界的觀察」遠比虛構敘事更感興趣。紀錄片讓她得以透過自身視角，重新組織現實，進而產生意義。 她從剪接入行，曾師承 Sam Pollard、並近距離觀摩 Ken Burns 等紀錄片大師的工作方式。​​多年實務經驗讓她逐漸確立一個信念：剪接是紀錄片的核心敘事引擎。她形容，有些人擅長從零開始創造，有些人則擅長將既有素材推向最好的狀態，而她很早便知道自己屬於後者。 一部歷時十年的拍攝計畫 長期旅居海外的經驗，讓 Ema意識到，國際社會對日本的理解，多半停留在料理、工藝、流行文化或傳統意象上，卻鮮少關注真正塑造日本社會性格的內在制度。 在她看來，日本的教育體系正是一個關鍵入口。日本小學不僅傳授學科知識，更透過打掃教室、輪流分配午餐、集體儀式與團體活動，培養孩子對責任、合作與紀律的理解。回顧自身成長經驗，她認為，若要理解當代日本社會的優點與矛盾，教育體系是不可忽略的起點。 《The Making of a Japanese》始於 2014 年，從構想到完成，歷時近十年。Ema 前後拜訪約 30 所學校，才終於取得東京一所公立小學的拍攝許可，得以完整紀錄一整個學年。拍攝最大的挑戰在於「取得信任」。日本學校對外部拍攝極為謹慎，尤其在缺乏前例的情況下。最終，她藉由舉辦東京奧運的國際背景，將本片定位為面向世界的文化觀察，而非宣傳片，成功說服地方政府與教育單位。 製作上，她與 NHK 合作，由 NHK 提供一名攝影師與器材長期投入，這樣的製作模式，使長時間、沉浸式的拍攝得以實現。 全然觀察式的拍攝方法 拍攝橫跨一整個學年，Ema 實際進入校園約 150 個上課日，累積超過 700 小時素材。連同前期研究與後期整理，她估算自己在校園社群中共投入約 4,000 小時。 在拍攝期間，她每天在校園中行走約三萬步，反覆穿梭於走廊與教室之間，尋找那些稍縱即逝、卻足以揭示制度與情感的微小真實瞬間。拍攝團隊使用的是一台小巧、幾乎能被忽略的攝影機，刻意降低存在感，讓孩子與老師得以回到日常節奏之中。 聲音同樣是關鍵。教師桌上擺放的無線麥克風，如同御守般靜靜存在—不張揚，卻確保每一段細微對話與情緒都能被真實保留下來。即使在日本紀錄片環境中，這樣的收音方式並不常見，Ema […]

《前線生存戰略：紀錄片創作人的求生指南》CCDF-16 講座摘要 本場座談由導演江松長主持，邀請四位具備深厚國際經驗的紀錄片導演與製片人— 馮都、Gary Kam、黃惠偵、Laura Nix —從美國、亞洲與臺灣的多重視角，共同解析當前全球紀錄片產業劇烈變動的現況。近十年來，公共資金萎縮、串流平台策略調整、政治敏感性升高、觀眾觀影習慣碎片化等因素，使紀錄片的創作、資金、發行與生存模式，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四位講者分享自身面對危機的調整、失敗與突破，也討論下一階段紀錄片可能的方向與策略。   美國觀點：紀錄片生態的結構性轉變 本場講座由導演 Laura Nix 從美國的角度開場。擁有超過三十年創作經驗的她，回顧了美國紀錄片生態在近年所經歷的重大結構性變化，並指出這些變化已深刻影響創作者能否持續拍攝具公共性與批判性的作品： 公共資金與公共媒體的崩解 Laura Nix 指出，美國過去曾擁有相對健全的公共資金與公共媒體體系，例如國家人文基金會（NEH）與公共電視系統（PBS），長期支持具有公共價值、政治敏感性或社會批判性的紀錄片。 然而近年隨著政治環境轉向，政府大幅削減公共電視預算與藝術補助，甚至出現已通過的補助案遭到撤銷的情況。這使得許多創作者多年累積的製作投入，在短時間內化為烏有。 她強調，這不只是經費問題，而是代表美國長期以來承載「政治議題」、「社會正義」與公共討論的制度性平台，正在快速瓦解。對許多創作者而言，如今在美國幾乎已難以找到能公開放映政治內容紀錄片的空間。   串流平台的商業化與企業級審查 談及當前主流發行管道，Laura Nix 將焦點放在大型串流平台，如 Netflix、Hulu、Disney 與 National Geographic。她指出，這些平台雖然成為當代紀錄片最重要的資金與發行來源，但其內容策略高度商業導向。 平台偏好風險較低、回報明確的題材，例如： 真實犯罪類型 名人相關故事 運動題材 飲食與生活風格內容（往往需搭配知名人物） 相對之下，涉及政治或社會議題的紀錄片，則常被視為「高風險內容」。平台為避免引發政府反彈、影響企業利益，往往選擇主動避開這類作品，導致企業層級的自我審查日益嚴重。 Laura 指出，這樣的結構性轉變，使得即便紀錄片整體產量持續增加，真正具批判性與公共討論價值的作品，反而愈來愈難以進入主流視野。在 Laura Nix 看來，美國紀錄片當前面臨的危機，並非單一產業低潮，而是來自公共制度、媒體結構與企業邏輯的全面轉變。這些轉變不僅重塑了資金與發行模式，也重新界定了「什麼樣的紀錄片能被製作與被看見」。 韓國與亞洲紀錄片的現實處境 來自韓國的製作人 Gary Kam 從韓國及亞洲整體現況切入，指出當前亞洲紀錄片創作者正面臨普遍而結構性的困境，但各國的挑戰樣貌仍存在差異。 補助削減後的艱難過渡期 Gary 形容當前局勢「in one word, a difficult situation」。他指出，前任韓國政府大幅削減紀錄片補助，幾乎砍掉多數公共資金來源。雖然新政府已承諾將於明年恢復部分資金，但在實際層面上，整體製作環境仍然十分嚴峻。 雖然韓國娛樂（K-pop、劇集）在國際上亮眼，但他特別指出：「不要誤會，獨立紀錄片在韓國並沒有因此變得容易。」他直言，獨立紀錄片創作者仍必須不斷尋找零散的小額資金，才能讓製作得以持續。   韓國創作者的錯誤的安全感 […]